【文/bt36专栏作者 王若愚】

在经过长达两个月的暑假休会后，10月份香港立法会刚刚复会，滚滚硝烟扑面而来，一场异常激烈的攻防战随即打响。

10月9日，37名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联署去信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陈健波，提出修改财委会及辖下两个小组委员会会议程序的五项建议。此举被视为建制派对反对派“拉布”大招发起的猛攻，一时间一石激起千层浪，连日来在香港社会引发热烈讨论，以及反对派的极力阻扰。

11日，特首林郑月娥在发布任内首份施政报告后回应称，修改会议程序属于立法会内部事务，她希望立法会可以配合政府施政，减少“拉布”，让整体运作更顺畅。

这一场议事规则攻防仗的进展，必然对香港立法会的运作机制、行政立法关系，以及香港社会的发展进步带来深远影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第六届香港立法会议员与行政长官合照（图/香港立法会官网）

1.原本应该是“核弹”的“拉布”，却被反对派用成了“臭弹”

“拉布”，是香港粤语对立法会中冗长辩论（英文：filibuster）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在台湾则被形象地音译为“费力把事拖”。

采用冗长辩论的策略来表达特定政治目的、阻扰特定议案通过、干预政府施政，在西方议会的斗争中较为常见。从积极层面分析，这一议事策略，赋予了议员一定的民主监督权利，使得即使处于人数劣势的一方也有了充分的表达机会，亦可以阻挠获多数议席的党派支持的“不得民心”的议案，赢得时间吸引市民关注，甚至达到逼使多数服从少数的目的，例如改期再讨论立法，或现阶段取消提案。

然而，对于这一议事策略，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冗长辩论耗费社会成本，滥用民主权利，妨碍政府施政，瘫痪政府运作。这一点，在香港立法会尤为明显。近些年来，香港立法会中“拉布”现象愈演愈烈，议员们除不间断发表意见外，还把“拉布”的手段予以“发扬光大”，包括：

一是动议数量惊人的修订案。最典型的案例是2012年5月，立法会审议《2012年立法会（修订）条例草案》时，政府的提案仅有1条，但黄毓民、陈伟业议员一共提出了1306条议员修订案，创造了一个惊人的历史记录。

二是每次开会时不间断要求清点法定人数，以此打断会议进程。从2012年10月10日至2016年7月15日，第五届立法会共举行143次会议，总会议时数达2174小时。议员要求点算法定人数的次数共1478次，所耗时间超过220小时，即超过十分之一时间都在数人头。特别是2015至2016年的立法年度，议员“拉布”要求点算法定人数至少596次，耗时约115小时。

三是故意缺席会议致使法定人数不足，使得会议无法继续进行而流会。第五届立法会共发生流会18次，其中11次在2015至2016年度会期发生。第六届立法会中，因“宣誓风波”也导致多次发生流会。

频繁的拉布，极大地拉低了香港行政效率，使得政府的大量关系社会民生的议案无法得到及时通过，造成重要机遇错失、工程预算超支等许多严重后果，甚至政府正常运转也会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

其中一例是，上届特区政府早在五年前就提出成立创新及科技局，但两次都在立法会上被反对派议员“拉死”，导致延误了三年之后才能通过，许多重大机遇被白白错失，使香港在创新科技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拉越远。

财委会主席陈健波表示，2016至2017年度财委会平均花4.2小时审议一个项目，审议时间比2012至2016年度平均花约1.8小时翻倍，重复审议已获小组委员会通过的项目数目日益增加，这导致很多工程项目被迫延误半年以上时间，造成的损失以亿港元计。

香港建造业总工会在立法会外请愿，要求改变议事规则（图/香港《文汇报》）

在西方国家，冗长辩论是少数派议员在阻扰重大议案时才迫不得己使用的“核弹”，为何到了香港立法会却成了用到烂大街、让人闻之色变的“臭弹”？

原因是多层面的：

一个是议事规则还不够完善。虽然立法会议事规则也对“拉布”作出了限制，要求议员“不可动议全体委员会主席认为琐屑无聊或无意义的修正案”，授予立法会主席“剪布”的权力，但主席使用这一权力极为审慎，除非数目特别大的修订案，一般不予干涉。

二是民主质量不高。反对派向来是“屁股决定脑袋”，不问是非、只问立场，对于一些重大议案，他们自然会钻透一切制度的缝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阻扰，无所不用其极。

三是香港反对派占据话语霸权。他们通过媒体大力宣扬“拉布”背后蕴含的“监察政府、对抗‘暴政’”等理念，使得香港社会对“拉布”有一定的容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