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城墙上的守夜人”，（ID：watcher_on_the_wall）。】

今天，知道西德尼·里滕伯格(Sidney Rittenberg)这个名字的人少之又少，只有提起他的中文名“李敦白”，上了点岁数的人才会重新感受到岁月的轰鸣。

富有传奇色彩的李敦白一生不走寻常路，身兼数个“第一”：他是中共第一位外籍党员；是第一个加入中共的美国人；也是唯一跻身高层核心圈的外国人。1945年他作为美军翻译官来到中国，对国民党失望透顶后北赴延安，投身人民解放事业。此后，他曾担任过毛主席的翻译，曾一夜之间成为无人不知的名嘴，曾享受过工资高过毛主席的特殊待遇，在文革中当过造反派头目，也曾两次遭到牢狱之灾。

讲述：李敦白

采访：Kevin Kndell

翻译：马力

美国“自干五”在中国的传奇一生

在华盛顿州贝尔维尤市的家里，94岁的李敦白穿着一件蓝条纹半袖和土黄色工装裤接待了我。他讲话声音不大但十分友善，步态虽然缓慢，但对他这个年纪的老人来说已然十分健康了。

如果你不了解他的背景，李敦白看起来与美国西北地区某位九十多岁的退休老人没什么区别。但事实上，他是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

上世纪四十年代，他曾作为汉语专家随美国陆军前往中国。服役期满后，他结了两次婚，并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造反派的头目。他曾被关押16年，甚至曾因被斯大林怀疑是间谍而入狱。

李敦白，这位前中国政府官员，曾翻译过毛泽东的文章，他与中国领导人颇有私交并在历次席卷全国的整肃运动中得以保全自己。

但是，随着理想的幻灭，他带着家人回到美国，并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一次详细的采访中，李敦白谈到了自己的人生，解释了他参加中国革命以及后来理想幻灭的原因。我们很幸运，因为在了解中国方面，整个美国没人能与他相比。

李敦白和妻子王玉琳最近卖掉了位于皮吉特湾福克斯岛的房子，搬到了目前居住的寓所。他们也没有太多时间装饰房子，家里摆满了纸箱，甚至中国艺术品和照片都堆到了走廊里。

“家当太多了，是该丢掉一些了”，李敦白说。

阳光透过大玻璃窗照进屋子里，窗外是贝尔维尤漂亮的街景，远处还能看到华盛顿湖的粼粼碧波。

“我们看上这栋房子，主要是因为周围的景色。”他把我介绍给了妻子王玉琳，她当时正在打开一个纸箱，随后她给我和丈夫沏好茶。“随便坐吧”，于是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而他坐到自己的摇椅上，与我面对面。

我们坐下喝着茶，他把iPad放在我们之间的咖啡桌上，这也是他每天赖以获悉外界信息的工具。光阴也许让他行动迟缓，但思维依然清晰活跃。我提到他在中国的经历非常独特。

“我可不想提这些”，他说。

到东方去

李敦白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周查尔斯顿的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他的激进政治参与就始于这个黑人聚居的南方州。“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就看到警察野蛮对待一个年轻的黑人”，他回忆道。

一天晚上，他看到一个喝醉的白人男子殴打一个黑人，他马上报了警。警察来了以后，反而继续殴打那个黑人。后来，年轻的李敦白问自己的姑妈，为什么司法系统可以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她告诉我，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公正，一切都要靠金钱来交换。这让我非常震惊，我是读着各种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长大的，我相信正义一定存在”，李敦白说。

他拒绝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奖学金，选择了到北卡来罗纳大学学习哲学。由于受到当地工人境况的触动，青年时期的李敦白花了大量时间为维护南方劳工的公民权利而奔走。

二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并被选派到位于斯坦福的远东语言与地区学校学习日语。但是到校后，他转学了汉语，他觉得学了日语也许会被派往日本参加漫长的战后占领。

他希望尽快回到美国继续他的劳工维权活动，本以为中国之行会是一段简短的插曲，但是他在中国一待就是三十多年。

结束汉语培训后，他飞跃太平洋，与另外几位语言专家一起从印度沿“驼峰航线”到达了中国昆明。他们的任务是协助盟友中国国民党政府恢复战后的国内秩序。

中国是个美丽的国度并为李敦白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经历，但是饥荒、贫困和政治的腐败浇灭了这个来自美国南部的年轻人的热情。他和部队到达中国后，一些国民党军人提出给他们找一些女伴。

“他们告诉我们说只需一美元，就能在附近村子里带一个中国女孩过来，而且保证是处女”，李敦白说，“只为了一个美元，他们就去抓一个女孩子，大家都知道这事，但是没人去阻止。”

官员们偷偷囤积粮食、金钱和各种物资，而农民们却在忍受劳苦和饥饿。路边经常可以看到腐烂的尸体，而官员们则对他和其它美国人轻松地谈论着如何掠夺和折磨老百姓。

“根本没有洁身自好的动力，你不得不腐败”，他接着说。就连办理最基本的事情，公务员们都会索要贿赂和回扣，“那是规矩，人们已经习以为常。”

其中一个最让他难过的经历是他介入一起关于一个叫李木仙的12岁女孩的死亡调查。一名醉酒的美军士兵在派对上彻夜狂欢后，在路上将她撞倒了。

这个士兵当晚在某夜总会搭上了一个舞女，醒来后十分头痛，发现已经过了该回部队的时间。喝了几杯威士忌后，他就开车回营房。在路上，他看到了李沐仙，为了好玩想吓唬她一下。

“我当时就想看看只要不撞到她，我能把车开得离她到底有多近”，这个士兵在证词中说。

调查员派李敦白去访问目击者，包括小女孩的父亲。“我们一无所有，这辈子光吃苦了。女儿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本来还希望她能过得好点”，这位父亲说。

在报告中，李敦白建议军方提供最高赔偿，但是助理理赔员把赔偿金削减到26美元。李敦白提醒这位理赔员说，不久前军方还为一匹马赔给一个农民150美元。

但是这位理赔员说，赔偿金是基于丧葬费和死者的收入来确定的。一个小孩子没有收入，而且一个小棺材也花不了多少钱。一匹马是有价格的，但一条人命却没有。

李敦白把26美元给了女孩的父亲，内心非常难受。但当天晚些时候，这位父亲又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他退回了6美元，这把李敦白搞糊涂了。

李敦白意识到，原来这位父亲以为他们也像腐败的中国官僚一样，虽然赔偿金很少，但还是认为自己应该退回一些钱作为回扣，以回报帮他得到补偿的人。李敦白没有拿他的钱，把他送走了。

这件事曾萦绕在他心头多年。

发现中国

在中国西南，李敦白开始阅读当地报纸，包括一些宣传北方共产党游击队英勇行为的地下报纸。

好多报摊偷偷卖这些报纸，而当地老百姓把游击队看成民间英雄。“看起来，他们组建了廉洁的政府，而且颇具民主色彩”，李敦白说。

就在同时，李敦白结交了几位共产党人，他们经常一起吃饭、喝酒、听音乐。他们给李敦白讲了一些上海地下党的情况。于是，他申请被派去上海以度过剩余的服役期。他的上级给他开了绿灯，于是他上路了。

上海是一座喧闹的国际大都市。“我被吓到了”，李敦白说。当时的上海是一座堕落之城，在中国西南遇到的腐败情况在这座港口城市被放大了许多倍。

“南京路是主要的街道，总是挤满了人，大多数是妓女和皮条客”，李敦白回忆道。

“夜总会里的糜烂奢侈与路边的贫穷饥饿就在同一条街上展示给你看，无论走到哪都很可能会冷不丁踩到一具尸体”。

一天早上，他打开军队营房的大门，发现了一具尸体。“当时他还是坐着的，是前一天晚上被冻死了”，李敦白回忆说。

他问一位中国警察为什么没人收走那些尸体，警察解释说，要是碰了尸体就得负担丧葬费用，没人愿意惹这个麻烦，所以都装作看不见。

后来，他找了一份兼职工作，为一家美国报纸调查上海的卖淫行业状况。他了解到，大多数妓女都是妓院从贫困的农村家庭买来的。

“她们中很多还是孩子”，他回忆起来难免伤心。

上海不是个好地方，但是也不全是阴暗面。李敦白在那里遇到了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女士。无论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都尊孙中山为现代中国之父，而宋女士则凭着自己的能力，有着极高的威信。

“她非常有魅力，泰然自若，气质优雅”，李敦白回忆道。宋庆龄把李敦白介绍给上海亲民主的活动家和艺术家们，而她自己也同情左翼运动，中共取得政权几年之后，宋庆龄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美军退役后，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李敦白留在了中国，并得到了宋庆龄很多指点。他开始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管理赈济饥荒物资的账目。

但是当他在中国旅行时，看到了更多的腐败和欺压，有些参与者甚至是他的联合国同事。

“我们当时得到很多英语国家捐赠的面粉，但我们得按照规矩，先把救援物资移交给当地国民党慈善协会，再由他们负责发放”，李敦白说。

当然，这些慈善协会经常有腐败案曝光。“他们会把那些物资窝藏起来，贩卖获利，他们把物资出口到马尼拉或者新加坡后，经常是我们买回自己机构发放的救济面粉。”

在李敦白看来，严重的腐败使民心都倒向了共产党那边。国民党囤积美国援助，把实力都集中在大城市，而共产党则在农村地区赢得了民心。

他曾经访问了一个叫鲜花村的地方，当时在那个村庄，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美国的主持下进行着谈判。国民党拦截了运往这个共产党占领村庄的援助。

当时，二战时美军的最高陆军首长马歇尔将军正在中国进行谈判斡旋。他要求国民党解除封锁。

然而，一位美国将军告诉李敦白，一旦美国人离开，国民党就会回来摧毁这个村庄，全然不顾美国促成国共联合政府的政策。

这个将军的看法令他不安。一位美军上校接手了这次谈判，李敦白认为他并不知道其中的内情。但这位美国援助官越来越不相信官方的那一套说法。

他认为美国政府同时在欺骗着美国和中国的人民，这种行为违背了美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