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t36专栏作者 冯绍雷】

“一带一路”推进三年半的实践表明，这一战略构想成功实施的关键，不光来自于务实的政策设计和坚定的政治意志，还取决于在观念上、理论上的系统性准备。从马克思基本观点来看，理论一旦真正具有彻底性，才能够掌握和动员民众，推动历史前进；而且，现代化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大规模对外经济拓展进程，都不能离开观念与理论的支持与引领。

作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对外战略，“一带一路”将是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但它不可能是现成书本知识的重复，更不可能只是对国外经验的简单照搬。“一带一路”很可能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也可能会遭遇以前所料未及的挑战。

但是当前的现实是，“一带一路”的实践已远远走到学术与理论的前面，迫切要求各个领域的专门家们及时交出既能洞悉事态、具有战略远见；又基于学理、富于创新精神的答卷。

“一带一路”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很多，但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与学术内容需要尽快得以强化和提升，以应对各方关切。

第一个方面，针对国际走势的关键走向，强化“一带一路”的理论内涵。

新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见的大变动，未来国际局势将会出现怎样的力量对比？“一带一路”应该在哪一个国际领域首先实现突破？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的国际定位？“一带一路”将会促成怎样的一个未来国际体制？这是笔者近来在国际交往中被最多提问的方面。

其一，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正迎来一个崭新阶段，维持霸权和群雄并起的局势并存，国际主体多样化的局面正在形成。但是，以新兴国家为主要体现的多样化进程与西方主导的既定秩序之间的较量，正进入一个非常复杂的犬牙交叉时期。这两种趋势之间究竟谁占上风，尚在未定之天；两种趋势平行发展、互有攻守和相互交织的局面非常可能会存在相当长的时期。

在这样罕见的国际转型期，需要进取的勇气，但同样需要具有远见的思想理论建树。面临着当前复杂而巨大的不确定性，“一带一路”在迈出历史性步伐后，各方更愿意看到一个均衡稳健的总体构思。这不仅符合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也比较贴近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穷尽毕生研究所得出的体认：多样性和进步性这两条最基本的原则之间孰轻孰重，何者更为重要，一时难以得出哲学上的结论。但关键在于，这两者之间要进行沟通。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有着推进这样深层沟通的理论考量。

其二，全球化进程受阻，地区不光成为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聚焦点，而且也是未来国际较量的关键环节。无论是周边大陆、还是远近海域，中国须以全新方式参与合作与竞争。但是，我们对各种现有区域进程的得失成败，远远缺乏充分研究与评判，也因此较少成熟的区域体制设计经验。包括对于超大型体量的大国而言，是否应该具有自己的周边战略空间的问题，我们到目前为止也还是局限于外交表态，而并未提出真正符合中国长远战略利益的地缘政治见解。

“一带一路”强调以项目导向的区域推进，但是国际学者经常提出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区域体制构架？中国未来区域发展的模式与现有各种区域模式到底有何区别？中国是否需要自己的特殊影响区域？乌克兰危机后的局势表明，当前最危险的地区冲突恰恰是由来自各方相向而行的排他性区域制度设计所造成。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这是当下推进“一带一路”的必要理论前提。至少对此要有备无患。

其三，中国成长模式和它的强劲潜能，使其成为“一带一路”的巨大动力；但同时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这决定了“一带一路”在总体上还不都是以高市场标准和全面的高技术引领的国际合作、而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水平相吻合、但是具有强劲潜能的国际合作模式。

因此，与其过高地给出自我评价，还不如更强调这是一个国际合作前提下的学习过程，强调“一带一路”的务实渐进。诚如一位匈牙利学者盖博最近对笔者所言：“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的迅速进步，但除了高铁之外，还没有看到中国像工业发达国家那样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存在；我们都需要中国的投资，但是，中国还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各方的资金要求。”

我曾经以“上善若水”，来形容“一带一路”犹若流水般的无处不在的渗透延展能力，同时，更应该强调“一带一路”的道义和规范意义，强调“上善”对于未来国际秩序建设所起的作用。尽管，这将会是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过程。